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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实:林毅夫学术批评(八)

17.苗实:与林毅夫三说中国经济林毅夫: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直接表现都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前提是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无非就是在下一期生产的时候,用的技术比现在好,产业的附加价值也比现在高。与发展中

“苗实:林毅夫学术批评(八)”由苗实(作者)创作而成。如果您想了解林毅夫学术批评(八),请仔细阅读下面的文章。希望您喜欢这篇文章。

17.苗实:与林毅夫三说中国经济

林毅夫: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直接表现都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前提是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无非就是在下一期生产的时候,用的技术比现在好,产业的附加价值也比现在高。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已经处于世界前沿的发达国家要做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必须自己发明新技术和新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在现有的技术产业链内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它可以参考、借鉴、引进并消化吸收已有的成果,从理论上讲,其成本和风险比发达国家小多了。如果懂得利用这个优势,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发展基本上就是沿着这个道路走的。什么叫要素禀赋?指的是每个国家、每个社会,在每一个时点上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劳动力总量和自然资源总量。当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三个要素,但是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资本丰富但劳动力相对短缺,而发展中国家正好相反,资本相对短缺但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相对丰富的资源要素,价格也相对较低;相对稀缺的要素,价格也相对较高。每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这就导致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如果政府决定优先发展的产业并不符合本身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自然也就没有竞争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也就会没有自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产业需要得到特别保护,就会导致一系列的扭曲。如果决定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自身的能力,在市场上就会有竞争力,能占领很大的国内国际市场,从而积累资本。当资本从相对短缺变得相对丰富以后,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在这种状况下,当然就要进行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扮演因势利导的角色,因为想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必须建设新产业和新技术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整个中国经济几乎都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但是,当要素禀赋发生变化,我们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就会不断地变化。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与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地区相比,连他们的三分之一都还达不到。当时的中国,劳动力相对非常丰富而资本极度短缺,在那种情况下,应该发展什么产业才最有竞争力?一定要多用劳动,少用资本,也就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5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非常美好的愿望,希望十年超英赶美,在极端农业基础上去发展重工业。这样的发展让中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非常穷,60年代就可以制造原子弹,70年代人造卫星都可以上天了,这本是发达国家才能做的事,但是我们做到了,那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在资本极端短缺的情况下,把资本配置需要大量资金的重工业,导致比较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没能及时发展起来,所以直到1979年我们的生活水平还未能得到较大改善,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但是,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采取了不同的发展策略,如渐进的双轨制度,对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继续给以必要的保护补贴,让其不至于垮掉;然后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那些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产业,生产成本很低,在国际上就很有竞争力,由此,我们的出口增长得很快,每年百分之十六七的出口增长,中国就变成了世界工厂。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要素禀赋当然有很大的变化。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资本已经不那么短缺,但劳动力从过去的极端丰富,到现在的相对短缺,原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逐渐失掉了优势。另外,比较优势永远是比较出来的,过去的产业失掉了比较优势,但在新的资本和技术相对密集的中高端产业,我们又具有了新的比较优势。从政府的角度来讲,现在应该优先发展的产业也不一样了。

苗实:林毅夫先生强调发挥比较优势,自有道理。但是,不全面。毕竟,市场经济活动有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而比较优势只是供给端。如果在买方市场上,商品供给过剩,卖方之间竞相抛售,价格呈下降趋势,买方在交易上处于主动地位,有任意选择商品的主动权。那么,比较优势就很难有所作为。当然,如果在卖方市场上,商品供给量少,由于供不应求而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即使商品质次价高也能被销售出去,商品价格呈上涨趋势。这时,买方对商品没有选择的主动权,卖方只关心产品数量,很少考虑市场需求,卖方在交易上处于主动地位。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二十年左右,就是处在卖方市场这么一个状态。更进一步讲,林毅夫先生的比较优势之所以可以解释得通,就是乘了这个“卖方市场”的东风。换个角度,如果市场经济活动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风借火势,比较优势自然发挥很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态势,基本就属于上述状况。如果市场经济活动处于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比较优势得作用就会受到抑制,甚至大打折扣。总体上讲,比较优势的发挥,与市场需求关系密切,与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密切相关。据百度百科介绍,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79年,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指出“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2010年,党的十二五规划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主义,并且提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要努力平衡人民过快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林毅夫:我的观点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有20年内保持8%增长率的潜力。这不是判断,也不是定论,要实现这个目标是有条件的。 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机制来源是后发优势,因为跟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存在差距,所以可以吸收和借鉴已有的成果,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成本就比较低,风险也比较小,这是最重要的机制。一般人会怀疑,在过去36年中,中国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是9.7%,是发达国家的四倍,接下来的优势还会那么明显吗?毕竟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持续时间这么长和这么惊人的增长率,其他同样利用后发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不过20年就从8%~10%降了下来,甚至降到5%。中国已经快速发展了36年,怎么可能不降下来呢?要判断中国现在还有多大的后发优势,我觉得,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最好的指标。因为,人均GDP代表一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平均技术水平和产业水平。根据我能看到的最新数据,200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1%,同样以美国作为参照,这个差距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 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台湾和1977年的韩国。在人均GDP是美国的21%的前提下,这些东亚经济体通过后发优势,它们实现了20年中8到9 的增长。既然他们可以实现,那就代表中国在2008年靠后发优势,也有可能、有潜力实现20年8%的增长,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内部的条件,也有外部的条件。先说外部条件。2008年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没有完全复苏,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本应卖到发达国家去,但因为发达国家增长慢,发展中国家能卖出去的产品就少了,在这种状况下,当然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再说内部条件,要看国内是否能维持社会稳定,是否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否在产业升级的时候很好地利用了后发优势。如果能把这些条件利用好,就会比较接近8%,否则,即使有潜力也不代表就一定能快速地发展。

苗实:根据后发优势,如果林毅夫先生说的是“8%增长”二十年,那他就是外国经济专家,没有在中国生活过;如果林毅夫先生说的是“8%潜力”二十年,还勉强可以讲。至于后发优势,林毅夫先生也只是在强调技术的差距,而忽略了制度的差距。实话实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不仅仅是充分利用了技术上的后发优势,而且充分利用了制度上的后发优势。如果只是技术上的后发优势,那么就没有“两个根本性转变”什么事。但是,事实上,“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提出落实功不可没。现在,我只补充说两点。第一点,市场经济的历程。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经济的命运多有变化,先是对立论,再是补充论和结合论,最后回归到基础论和决定论。什么是对立论?即在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经济一直是消灭的对象。什么是补充论?即市场经济可以存在,但只是有益的补充。什么是结合论?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可以共同发挥作用,以搞活经济。什么是基础论?即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占有基础地位,政府该退出的要退出。什么是决定论?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决定性作用就是最大化作用,主导性作用,强覆盖作用。在这里,为了便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背景有一定的了解,有三本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经济学著作,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们分别是刘国光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厉以宁的《非均衡中国经济》和吴敬琏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这三本书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而后被列入“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中。第二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对于这个问题,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市场经济是国际性的,哪里都一样,主张直接提市场经济就行了;另一派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必须认真面对,主张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魏杰先生,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吴敬琏先生。最后,江泽民同志一锤定音,特别指出,“市场经济”前面加“社会主义”,是画龙点睛,而不是画蛇添足。其实,在我看来,“市场经济”前面的定语“社会主义”可有可无。如果,这个市场经济是指古典市场经济,则可有;如果,这个市场经济是指现代市场经济,则可无。大家都知道,古典市场经济只代表效率,需要代表公平的社会主义来平衡,而现代市场经济是公平与效率的结合,则前面加社会主义已无必要。前天,在我发表了《与林毅夫一说中国经济》之后,有一网友delta863回帖称,认真的人去和有意涂脂抹粉的人探讨问题,我就觉得好笑。人家心里清楚得很,只是故意逗你们玩,你们还以为人家真和你们追求真理了。网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五毛,人家是故意玩来着,他们心里清楚的很。现实中我就碰到一个极品,她是通过我以前的同事,知道我的(我给同事打个电话确认过)。给我打电话说,听说你很正直,要和我做生意。其实,她自己经常干骗人的勾当(我后来调查到的)。这类人的心的底色是改变不了的,只有视而不见!他们一边跟你说话,哇,追求真理啊,好啊,他们嘴巴上很崇敬的样子,心里还在骂你们傻呢!对于这类人,我的态度一向明确,就是视而不见,不仅要在思想上视而不见,还要在肉体上视而不见。毕竟,他们就是魔鬼的子孙。实话实说,我以前同事认识的那个女人,即便让我碰到了,也会视而不见。我苗实回复道,林先生的学术有一定道理,这一点必须肯定。与此同时,值得大家学习借鉴。但是,本质上也有偏颇之处,需要大家提出批评。极有可能,我苗实确实太傻了,或许某一天也会视而不见。还有一网友鲜李xu111回帖称,林的研究,那是身不由已。说你喜欢听的,你说是涂脂抹粉。说你不喜欢听的,你说是别有用心。掂量来去,只能是拍拍你的马屁。我苗实回复道,也许,人在江湖,有时候高处不胜寒啊!最后一位网友抠脚大仙回帖称,(为什么二战后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普遍经济发展较快而且具有活力?)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一般都靠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工业化再全面开放,比如台湾,韩国,新加坡,都是靠政府投资国有和关联企业完成原始积累,同时实行高贸易壁垒保护国内初级工业。还没有工业化就搞自由市场经济的全死了,比如从发达国家掉回发展中国家的阿根廷,比如曼德拉上台以后的南非。韩国的汉江奇迹就是靠朴正熙的高压国家资本主义,靠把韩国人送到西德做矿工和护士,用这些人的工资做抵押换来西方贷款作为原始资本建设浦项制铁这样的国企。并且,在国内实行外汇管制,禁止消费国外奢侈品,只有对外贸易和留学才能用外汇。当年,韩国还发动学生举报抽进口烟和消费其他进口奢侈品的韩国人。反面典型就是曼德拉上台以后无限制对外资开放,搞的现在南非经济命脉都掌握在美英法中俄德这些国家手上,南非不过就是给这些国家打工而已。佛教微博讲了三句话,对我苗实有启发意义。第一句,发现自己的错误,这就是开悟;改正自己的错误,这就是成就。发现了所有的错误,这就是彻悟;改正了所有的错误,这就是圆满。我苗实觉得,在与林毅夫先生结缘的过程中,自己一直在悔改,在不断学习借鉴中取得进步。当然,进步是缓慢的,需要十足的耐心。大家都知道,经济学,是深埋立场的学问,而这个立场没有是非对错,需要给予尊重。第二句,多看自己的缺点,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多看别人的优点,才能学到别人的功德。我苗实觉得,自己的积淀不够,视野也不够开阔,对林毅夫先生的认知,甚至批评,不一定很到位,有时候极有可能存在偏差。至于林毅夫先生的学问,优点不能说没有,而且还不少。第三句,看不见自己的缺点和毛病,只能看见别人的缺点和毛病,这就是傲慢心。我苗实觉得,一开始,自己是永不悔改的人,尤其是对林毅夫先生之好人政府的学术基点有指责。但是,事后仔细琢磨,改革开放前不论,改革开放后,政府还是做对了不少事情。不过,最近十几年,改革方面貌似少有作为,甚至停滞不前,不能不说深有遗憾,特别是政府与民争利,愈演愈烈,缺乏有力的约束监督。与此同时,举国上下,大大小小的权贵,疯狂损公肥私,腐败严重泛滥。

[写于2015-05-11]

18.苗实:改革与增长之间重在平衡

刘树成:总的来看经济增速过高会恶化经济结构,这是我们常说的。增速太低也会恶化经济结构。经济增速过高难以持续,经济增速太低也难以持续,因此要保持一定的适度的经济增速。现在我们提出稳增长,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并非是说简单的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也不是重返高增长,也不是再次回归到GDP崇拜或者GDP的追求。而是在新的形势下,向各级政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就是要把稳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控物价、抓改革、惠民生相结合,努力实现和谐发展的主线。经济增长率既不能过高也不能太低,多少为宜呢?这个问题学术界大家共同关注和讨论,也有不同的意见。这里我提出一个角度,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多少为宜涉及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把握问题。有学者前一段正确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增长,现在进入到潜在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在2013年至2017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将由10%的高速降到6%、7%的中速,明显下移一个大台阶。我个人认为,问题是潜在经济增长的下移是突变过程,4个百分点忽然下来了,是突变过程还是渐进过程,这是需要讨论的。国际经验来看,不同国家因其地域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国内外环境不同等,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表现为不同情况。第一种情况,有的国家表现为突变过程,潜在增长率下移比较明显,二战以来下移的比较明显,比如日本。有的国家表现相对平稳的渐进过程,比如韩国。有的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后,一定时期随着科技发展等因素的推动,可能重新上移。比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每个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究竟是多少,很难给出精确的测算,可以测算,测算方法也很多,但是哪种很精确是很难把握的。宏观调控的具体实践中,往往成为了经验的把握问题。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过程中,如果现实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的下落,有可能引起经济和社会的振荡。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社会各方面(政府、企业、个人)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为避免带来经济和社会的振荡,宏观调控应力求使经济增长率的下移成为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由高速,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来的10%,先降到中高速8%以上或者10%以下。前一段也有人提出了次高速。然后再降到中速,经过一个中高速阶段,然后再落到中速7%-9%。然后再落到中低速6%-8%,再落到低速5%以下,是有台阶的,不是高台跳水。这样最好是分阶段的下移。现实经济生活不是按照我们的主观意志平稳的下台阶,但是我们可以尽可能的把握经济增速的平稳下落。特别是我国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国内需求的回旋余地比较大,工业化、城镇化的纵深发展都有逐步推移的过程,我们有条件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在潜在经济率下移的过程中,就年度经济增长率来说不一定要直线下落,也就是说并不一定是一年比一年低,年度间仍然有高低波动。

苗实:刘先生的主张,是学界的主流声音,我基本赞同。也就是说,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这个高速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迟早要回落,甚至已经到了增速换挡期。毕竟,这么长时间高速增长,累积的问题很多,需要下一个台阶去逐一解决。譬如,经济体制的扭曲,增长模式的低效,分配关系的恶化,产业结构的畸形,等等。过去,在GDP主义的推动下,一切为了保八,腾不出空间,或者来不及去深化改革,落实突破“两个根本性转变”,进而理顺分配关系,优化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运行在一个更高效率更高质量更加和谐的道路上。现在,一方面内外需不足,一方面劳动力和资源的价格上升,经济增速回落既有其内在要求,又有其外部条件,更有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增速如何降,降多少,需要多长时间,分几个阶段,等等问题,都需要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当然,刘先生文中也说了,逐渐逐级,分阶段,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慢慢下。而且,必要的时候,通过宏观调控来帮衬一下。不然,一下子高台跳水,容易出乱子。著名经济学家白永秀教授指出,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结合国外经济增长速度的经验,我们把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概括为四种类型,改革初的超高速增长(GDP增长率≥9%);目前的相对高速增长( 6%≤GDP增长率<9%);经济成熟期的正常增长( 3%≤GDP增长率<6% );经济成熟期的低速增长(1≤GDP增长率< 3%)。可以说,白教授的研究与刘先生的见解大体吻合,是一个值得参考的分析。老子有言,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至于我们长期累积的棘手问题,需要从细处易处着眼,逐渐分化瓦解,对症下药,抓紧解决。

张卓元:根据世界银行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史的研究,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后,如果继续延续粗放扩张,追求经济增速,不更新发展思路和战略,不协调好经济增长和保护自然环境关系,不改善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让老百姓分享发展的成果,就容易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跨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从2003年就提出要科学发展,又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这些都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选择。要实现科学发展,切实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就必须放弃唯增长主义,适当放缓经济增长增速,主要精力用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做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要促进经济增长由出口拉动投资拉动向消费、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真正做到这三个转变就要告别两位数的增长,逐步进入次高增速或者中高增速的新阶段。中国经济回调是同经济转型结合在一块儿的,是为经济转型创造比较良好的环境。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有两个目标,一个是要克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一个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转变为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这两个目标是相互促进的,克服重大经济比例失调包括基本收入差距扩大是转方式的必要前提。转方式能够有力促进经济实现再平衡。我们要为这两者之间做到良性互动而不懈努力。

苗实:世行的研究很好,对我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也就是说,首先要把“两个根本性转变”落到实处,让新体制释放经济活力,让新发展模式诱发经济增长点。其次,改善分配结构,让基尼系数逐渐回归到正常区间,进而让广大民众共享发展成果。最后,要保护好环境,提倡生态文明,让污染的危害不断降低。接着,张先生进行了具体分析讲解。其中,有两句话至关重要。第一句,要实现科学发展,切实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就必须放弃唯增长主义,适当放缓经济增长增速,主要精力用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做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什么意思呢?就是放弃唯增长,进入适度增长,然后抓经济转型抓产业升级,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第二句,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要促进经济增长由出口拉动投资拉动向消费、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真正做到这三个转变就要告别两位数的增长,逐步进入次高增速或者中高增速的新阶段。中国经济回调是同经济转型结合在一块儿的,是为经济转型创造比较良好的环境。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上的三个转变,就要增速换挡,由高速旧阶段转入中高速新阶段。说白了,这个转入与经济转型密切相关,是为经济转型顺利进行创造一个有利条件。

林毅夫: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下滑。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速下滑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滑,企业盈利状况恶化,不排除出现断崖式的失业激增和局部性金融风险的可能。对于经济增速下滑,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速下滑是我们自己的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因此是必然的、内生的,不应该去干预。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肯定有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但自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我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在改革开放这30多年都存在,不会在近几年突然表现出来,而且,其他国家包括东亚的高收入经济体近几年的经济表现不仅和我国一样,还更严重,所以,只能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是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就有稳增长的责任。因为美国、欧洲、日本都还没从2008年的危机中彻底恢复,我们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每年出口10%以上,稳增长只能靠增加内需。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首先,中国有许多好的投资机会,即使有不少产业产能过剩,作为中等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基础设施的欠账还很多,过去的基础设施就是连接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实际上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包括地下铁路和管网都需要投资;另外,环保,城市化也都需要投资。在面临经济下行时,有许多好的投资机会,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中国拥有丰富的投资资源,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不到50%,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超过100%,我国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发展的空间很大;民间的储蓄率在50%左右,属于全世界最高;外汇储备3.8万亿美元,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在这一点上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他们虽然也有好的投资机会,但缺乏投资的条件。同时,我国货币政策的空间也很大。经过今年两次降准,准备金率仍然高达18.5%,贷款利率还在6%以上。所以,政府在今年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的回旋的余地大,稳增长可用的措施多,把这些政策空间充分利用以后,中国就有能力靠投资来启动经济。投资能够创造需求,创造增长,创造就业。就业增加以后,收入和消费信心也会提升。所以,我国完全有条件保持7%左右的增长,把这些条件用好,实际的增长率可以在7%以上。

苗实:林毅夫先生讲了,对于经济增速下滑,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速下滑是我们自己的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因此是必然的、内生的,不应该去干预。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肯定有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但自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我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在改革开放这30多年都存在,不会在近几年突然表现出来,而且,其他国家包括东亚的高收入经济体近几年的经济表现不仅和我国一样,还更严重,所以,只能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是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就有稳增长的责任。我苗实认为,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说不应该去干预,不是学界的主流声音。大家的普遍看法是,放弃唯增长主义,进入适度增长,以腾出空间,然后通过深化改革,抓紧解决高速增长阶段累积下来的体制问题,机制问题,以及结构性问题,进而释放经济活力,使国民经济进入更高效率更高质量更加和谐的良性发展状态。为什么说是适度增长?就是经济增速下降过快的话,政府就应该出手稳增长。也就是说,放弃唯增长主义,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要增长,而是进入适度增长。至于本次增速持续下滑,如果认定只是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或认定只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都有思维简单化之嫌。更进一步讲,本次增速持续下滑,本质上是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与外部性周期性因素的叠加,一个是内在的障碍,与一个是外在的障碍,它们共同作用,造成经济发展出现当下的困境,即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形势相当严峻。所以,一方面要深化改革,消除内在障碍,为经济增长回稳提供源头活水;另一方面,发挥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填补外在的缺口,为经济增长回稳提供宽松环境。需要强调的是,稳增长,我国与其他国家不同,除了有宏观调控这一常规武器,还有深化改革这一灵丹妙药。至于深化改革,各个层面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成熟方案已经很多,关键要看决策层的魄力。

[写于2015-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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